旧邦新命:乡村振兴战略中合作社的文化复归与维新

从全球范围来看,合作社既是对过度市场主义的反抗,又是应对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补充,更是有温度“社会”互助的载体。基于3个不同组织形态的农民合作社考察,试图揭示合作社运营与地方文化伦理、社会网络、文化风俗的互动逻辑,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走出合作社发展的范式困局,立足中国农村特殊的社会结构需求,注重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功能,引导合作社与地方社会相适应,使其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载体和新型治理单元,发挥创造社会空间与社会资本的功能,激发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基础单元效能,从而构建一种文化共生、经济共享和治理共同体的复合发展之路。     

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现状问题与实践路向

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是通过国家、社会、乡村等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对乡村社会动态调控和管理的过程,具有参与主体多元、管理方式民主、运行过程公开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乡村治理共经历了四个各具特色的阶段。新时代的新阶段,这一地区在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轨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可提出若干相应的对策建议。这对在新阶段推进该地区乃至全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都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和价值。     

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标准规范体系的现状及其优化研究

近年来,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标准规范建设进程较快,当前体系框架已初步建立。但由于长期以来标准规范建设比较缓 慢、推进机制不健全等客观因素制约,当前婴幼儿托育服务在通用基础标准规范方面整体滞后,婴幼儿安全照护和权益保障标准 规范方面仍存短板,监管和人员标准规范方面较弱等问题。根据托育标准规范体系现状,结合托育服务发展需求,当前亟需建立 托育服务标准规范体系的协同推进工作机制,加快通用基础标准规范研制,促进服务提供标准规范的健全,补足支持保障标准规 范的短板,进而完善标准规范框架体系,推动各类标准规范的兼容,进而为婴幼儿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基于文本挖掘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基于网络爬取的方法,对近几年的121条有关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可视化分析,对词云图、语义网络分析、LDA主题模型的特征分析进行语义挖掘。挖掘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了解阻碍网络舆情防控与治理之因。文章提出了构建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建立网络舆论治理机制、健全传播者和接受者引导与培育机制、完善网络舆情法制与追责机制、优化网络舆情的多元联动共治机制。以期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有效监管,整治网络谣言乱象,较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     

士在人间:中国传统贤能政治的哲学表达

“聚贤能而治天下”是中国传统治国理念的显著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形态。这类“贤能”人物的世间生活状态,是由俊杰成为贤能的修炼之路,其生活态度也是“贤能”影响他人的重要途径。贤能政治的生活哲学理论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人性论方面强调以德为上,总体向善;二是世界观方面讲究天人合一,和谐共生;三是社会观方面提倡德位相配,差等有序;四是人生观方面强调达人济世,积极有为。这些哲学在世间的表达方式,共同诠释了中国传统贤能政治世俗存在的哲学形态。     

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时空格局及趋势预测——以张家界市为例

利用耦合模型、重心-标准差椭圆及障碍度等方法,分析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关系及时空格局,构建修正后的灰色马尔科夫模型,对未来十年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进行精准预测。结果表明：（1）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而社会治理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较小波动变化特征,增速相对弱后于旅游城镇化水平。（2）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的耦合协调度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经历了“一般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良好协调—初级协调”的耦合类型转变过程,旅游城镇化超前型特征明显;从空间分异看,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是先扩大再收缩的态势,表现向武陵源区集聚的发展特征。（3）旅游城镇化系统的障碍度小于社会治理系统,从指标障碍度平均值看,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旅游收入占GDP比重＞旅游人次＞每万人口交通事故死亡率。（4）未来十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将持续上升,但在2026年会有所下降,最终在2028年会处于优质耦合协调阶段。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困扰乡村工作的顽疾。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工作遵循“事本主义”逻辑,国家在基层领域以有限的形态存在,基层具备内生秩序生成能力,形成诸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矛盾化解方法。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变化,基层工作越来越大程度地纳入到国家统一治理的范畴,乡村治理活动的制度外空间被压缩,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体制化管理。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一方面消除了体制外运作的不规范现象,同时也带来了基层形式主义弊病。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方式,而是要寻求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治理需求的再次匹配。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大学治理效能提升的制度变迁逻辑——兼评《法理与学理——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研究》

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中国大学达至良治与良序的基本遵循。大学治理效能因制度设计的合法性危机、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实践的结构功能失衡掣肘而大打折扣。修复大学治理生态、提升治理效能,应当通过利益主体角色的精准定位和认知图式的科学重塑复归大学学术组织属性;应当通过建立健全符合法律法规、体现自身特色的制度体系践行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理性逻辑和法治逻辑;应当通过顶层设计和效益激励整合“强致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